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离群众最近，这项工作做得好不好、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获得感”。面对群众控告申诉难题，在治标的同时，如何从源头治本避免问题再现，是检察机关着力思考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百宏聚纤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品管部主任粟琼对于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从个案监督着手，切入群众急难愁盼根源，把脉一类问题解决，实现标本兼治，这个‘求极致’的工作方式值得肯定！”她说。

10月21日，张军检察长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工作情况的报告时，介绍了检察机关“坚持标本兼治，加强控告申诉信访案件诉源治理”工作情况。

“两高两部”联手惩防虚假诉讼 

没有收到开庭通知，竟成了生效判决被执行人，财产被封、出行被限；集体账目中没有往来，村集体组织竟成了债务人，背负巨额债务；交通事故中，“好心人”竟是庭审中的“原告”，提出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

“和不少虚假诉讼的受害人接触过，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茶壶煮饺子’有理说不出来的苦楚，维权成本很高。”北京市大道政通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陈世宇律师向记者介绍，在民事虚假诉讼中，待到受害人发现，又因时效等原因导致救济无门，不得已陷入“访”的怪圈。

2020年7月，最高检针对群众信访反映的虚假诉讼高发问题，向最高法发出检察建议。2021年3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健全惩防虚假诉讼长效机制。在最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中，最高检对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机制又作出进一步完善。

数字显示：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纠正虚假诉讼10090件，对涉嫌犯罪的起诉1352人，同比分别上升27.9%和6.5%。

“从最高检加强虚假诉讼监督的制度供给，到制发指导性案例，再到如今的丰硕成果，成效来源于民事检察监督理念的转变，这种公平正义的彰显，又作用于整个司法诉讼秩序，在更高层次上推动了法治建设。”陈世宇律师说。

检察建议规范农村“三资”管理 

一段时间以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有不少人信访反映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以下简称农村“三资”）被蚕食。在核查一些民事执行监督案件线索时，检察官也发现，不少村集体被告不应诉不出庭，最终“顺理成章”地败诉，背负巨额债务。

个中蹊跷引发检察机关注意。

大量调查后，齐齐哈尔市检察院掀开了农村“三资”领域虚假诉讼的盖头，确定了重点排查案件1283件。2021年1月，齐齐哈尔市两级检察机关分别与同级法院召开系列座谈会，建议法院采取完善涉农村“三资”案件审查流程等措施，切实防范、惩处虚假诉讼。

齐齐哈尔市检察院检察长曲立新向记者介绍了涉农村“三资”虚假诉讼专项监督工作成效——共监督农村“三资”领域虚假诉讼37件，为村集体挽回经济损失4100余万元。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曲立新看来，找不到根子，问题则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为此，齐齐哈尔市检察院又将加强农村“三资”管理的综合治理检察建议发往齐齐哈尔市农业农村局。

检察建议书发出后不久，齐齐哈尔市委要求相关部门联合行动，系统发力。齐齐哈尔市农业农村局也在规定时间内对检察建议进行了书面回复，提出了加强新型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管理的工作思路。

坚持“少捕慎诉慎押”与“释义法理情”统筹兼顾 

“办理信访案件，不能止步于法定规定职能，要以‘能动司法’观念，促成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实现。”张占营是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检察院检察长，如何落实信访案件的诉源治理是他近期思考的问题。

前不久，他刚办理了一起听证案件。一企业职工抱着“法不责众”心理，顺手“牵”走了废弃机件，涉嫌盗窃犯罪。考虑到“晚节不保”，该职工多次到检察院反映问题，希望从轻处罚。

“企业管理有漏洞，犯罪嫌疑人犯罪动机等主观恶性又不大。我们就不作刑事犯罪处理，同时建议企业完善规章制度。”张占营说，在进入检察机关的第一个环节，就要把好关，当轻则轻，该严则严。

步入新时代，刑事犯罪结构发生变化，“少捕慎诉慎押”成为党和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如何在坚持平和理性司法的同时，兼顾被害人的利益？在报应刑观念影响下，宽容的刑事司法政策能否获得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认可？

针对涉检信访多为不服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决定，最高检要求，通过开展公开听证，释义法、理、情。“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不仅有被告人，也有被害人，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影响下，如果被告人获得了从宽，也要对被害人有所‘交代’，刑事司法政策不能顾此失彼。”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德和衡（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法蒂玛说。

求极致，检察办案自然就会收获良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检察机关受理不服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决定申诉案件2460件，同比下降23.1%。（检察日报 于潇）